每年在旧金山举办的GDC全球游戏开发者大会，都会有全球一线游戏从业者的最新演讲和分享。
还有最新的独立游戏和技术展示，所以也能吸引最前沿的游戏从业者和投资人来参加。
这些人现在在关注什么，他们兴奋和焦虑的事情是什么，都会是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
这是我参加GDC2025的实录，采访了大量一线游戏开发者，他们的想法很可能很不一样。
一、前往旧金山
我，导演BK，目前已经是第三次因为GDC来到旧金山。
为此，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一路上都在回想：“我们这么累，每年这么辛苦来到这个GDC，它到底值不值呢？”
下了飞机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去办理证件。
因为我是带着媒体身份过来，所获得的媒体证几乎是“全通证”，可以进入大多数地方进行拍摄与采访。
一边排队，一边盘算着此次GDC我要见哪些朋友、采访谁、观看哪些讲座，我脑海里仍旧没有放下那个疑问。“值吗？”
我希望通过这一系列采访去找到答案。
二、行业投融资氛围
在会场外，我首先遇到了一位曾在拳头工作八年多，如今自己创业并以顾问身份参与投后管理的朋友。
他一开始就直言：“从我个人的体感来看的话，这两年投融资有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首先是可能看的阶段会越来越往后，需要看到更多的确定性。”
具体而言，一些投资人会问：“有没有playable demo？有没有短时间内就能出EA、上Steam获取wish list的规模？”
这些问题都指向了一个核心——投资人更倾向于看到项目“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进展，而不是只停留在PPT或者抽象的概念里。
对独立游戏团队而言，这意味着早期孵化需要更扎实地去验证自己的想法，也必须为市场所需的数据负责。
他的感受或许也是大多数人对现阶段游戏行业投资的印象：摸清市场温度，注重实际产出，并不是一句“我们有创意”就能轻松获得青睐。
三、AI在游戏中的落地
如果说投融资需要看“更后端”的东西，那么AI在游戏中的应用，则是当下巨大的探索热点。
在采访中，我碰到了《笼中窥梦》制作人周栋，他介绍说：“我们第一款游戏叫做Pick me，是一个AI对抗的约会游戏，但它实际上是一个派对（Party）游戏。”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让AI扮演主持人，并非严格控场，而是去“填补玩家之间对话的空白”，炒热气氛，让玩家之间用语言争辩、对抗。
“我们其实最早在2023年就开始探索AI加游戏的方向，但那个时候很难去落地产品。一个是速度，另一个是成本。”
周栋解释，随着技术和成本的逐渐成熟，如今在2024、2025年想要做出可上线的AI游戏已经越来越现实。
不仅如此，派对游戏与AI结合，也让人看到或许不止是做“对话AI”或“自动生成剧情”，完全可以让它成为游戏内部的“调味剂”，带来全新的社交体验。
在展区的另一边，我还见到了一位来自纽约大学游戏设计专业的学生。
他展示了一个基于杀戮尖塔框架的AI卡牌生成项目，其中的玩法是让AI根据输入生成新的卡牌、美术、名称和卡牌效果。
他一边演示，一边说：“AI其实有一定水平的游戏设计理念，它大概能知道什么样的数值在杀戮尖塔的玩法中比较平衡。”
不过，他也坦言，调用大模型的成本高且个性化不足，“如果能有一千张显卡，自己训练专属于游戏领域的大模型，就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因此目前这个项目只能处于“展示或实验”的阶段，短期内无法发布甚至商业化。
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过去，人们还在讨论AI会不会对游戏产生影响，如今则是切切实实地将AI放进了原型游戏，AI加游戏的落地浪潮似乎正在形成。
四、学生与新人
GDC不仅是老牌制作人、独立开发者的聚集地，更是全球众多游戏学院和高校学生的热点。
会场随处可见年轻人抱着简历穿梭于各大厂商和展位。
有24届的应届生笑言：“拿几份简历，问问能不能收我简历，聊得来万一就成了呢？”
有人则带着明确的目标：“想走策划岗位，或者关卡设计岗位，就多去找各个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然而，这背后也有不少难言的压力。
有人就直接调侃：“要是好找，我就不做独游了。”
还有人在GDC现场直言：“我就是比较迷茫，感觉找得到好工作的机会飘渺……现在就先自己做点独游，积累作品经验。”
也有人在抱怨大厂需求越来越偏向资深：“只有Senior或者Staff的职位，而Junior不多，竞争更激烈。”
五、不同院校的学习体验
在旧金山专门采访海外游戏专业学生，是我此行的重要内容之一。
南加大、卡耐基梅隆、纽约大学、杜克大学、Ringling College、SMU Guildhall等院校的同学都在此碰面。
比如，有来自南加大（USC）互动媒体与游戏的研究生团队，向我展示了一个“拍超大猫屁股”的另类控制器作品。
创意灵感来源于“猫喜欢被人拍打”的小互动，他们将它放大成一个可爱的、甚至巨大的卡通屁股，通过拍打、触碰来触发游戏里的效果。
玩家乐此不疲地排队，只为体验那种充满“水球加海绵又带传感器”的奇怪触感。 “我们团队有15个人，大部分是游戏设计专业，也有程序和营销的学生，最大挑战其实是硬件的传感器部分，很脆弱。” ——这是他们在采访中直言的痛点。
别的学校学生也有类似Project型课程，比如CMU（卡耐基梅隆）的大家介绍：“一学期就要做一个很大的Project，一组五六个人，基本每天要耗到深夜四五点。”
在SMU Guildhall，我们的老朋友Jason无奈地说：“我们要在三个月内做一个类似Mario Kart的赛车游戏，60个人一起做。每天几乎凌晨三点才睡，努力对齐3A管线的标准。”
这背后是学校把完整的商业化流程直接搬进教学里，让学生既痛苦又迅速成长。
他还表示，自己通过这些过程，真正学会了系统、严谨的关卡设计方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NYU学生的自主探索。
他们并不固定在主流商业思路里，而更侧重从“游戏和玩本身”的概念进行思考。
有位同学甚至感慨：“我们学校里教的东西，很多是20年前最适合做商业化的，但现在真正想探索的东西少之又少。”
他们有的甚至提出“毁灭游戏设计”的口号，只是为了挣脱商业束缚，去寻找真正对“玩”本身的理解。
六、独立游戏人
与大厂的盛大展区相比，独立游戏展区往往热闹而有温度。
熊拖泥（独立之光VP）带领我四处走访，观赏各种各样的游戏演示。
我们看到了来自意大利、智利、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团队，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作品数量也在增加。
比如，秘鲁Leap Games的Co-founder Luis Wong就谈到：“在秘鲁我们已经做了30年的游戏，最近独立工作室数量爆发增长，大家也常常在游戏中融入秘鲁文化。”
他还出版了一本名为《América Latina Juega》的书，记录着拉丁美洲各国家游戏开发者的故事。
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地区，其实也在各自的文化氛围里努力前行。
在这个展区中，我还被一款VR作品、一个像素招生模拟器以及一系列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游戏所吸引。
对于独立开发者来说，GDC是他们向世界展示作品、结识发行商和投资商、交换想法的大好机会。
正如大谷（《漫展模拟器》制作人）一样，他去年还在开发之中，今年已经能在EA版本为玩家带来实际体验，而且还获得了“best in play”的奖项。
七、与资深开发者对谈
除了校园与独立展区，我也见到了一些知名制作人或者团队负责人。
像《Valheim:英灵神殿》的制作人Jonathan Smars，在疫情那年用极小的成本和并不算华丽的画面，创造了Steam销量榜首的奇迹。
在简短的采访里，Jonathan对中国玩家表示了极大的感激：“我想对所有的中国玩家说你好和感谢，谢谢大家对《Valheim:英灵神殿》的支持。”
他还表示时常期待玩家反馈，以此改进游戏。
《动物井（Animal Well）》的制作人Billy Basso，也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这款“银河恶魔城”风格的解谜游戏，不走传统的战斗模式，而是纯粹地借助探索、谜题来营造乐趣。
在大会上，还有像《血染钟楼》制作人Steven Medway，他提到了“如何造就一款好的社交游戏”。
八、展会颁奖
GDC的颁奖环节常常吸引关注，尤其是对被提名多项的项目。
熊拖泥就提到《黑神话：悟空》拿到七个入围，但最后只获得了一个奖项，觉得有些可惜；同时他也遗憾《动物井》没有获奖。
他遗憾地说“我觉得至少应该能拿一个，但很可惜什么也没拿到。”
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动物井》没拿到奖，GDCA就是野鸡奖。
但换个角度看，有时开发者更在意那些真正对作品全情投入的玩家。
无论结果如何，“最重要的还是你把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能让真正懂得的人感受到。” 这是熊拖泥反复提及的观点。
九、尾声
会议的最后，我从会场走出，在旧金山市区的街头，看到大批与我一样疲倦却满足的参会者，想起开头的那个疑问。
“我们这么累，每年如此辛苦来到GDC，它到底值不值？”
我想可以用熊拖泥这句话回答。
“很多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把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希望能让真正懂得的人感受到。”
导演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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