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舊金山舉辦的GDC全球遊戲開發者大會，都會有全球一線遊戲從業者的最新演講和分享。
還有最新的獨立遊戲和技術展示，所以也能吸引最前沿的遊戲從業者和投資人來參加。
這些人現在在關注什麼，他們興奮和焦慮的事情是什麼，都會是未來幾年的發展趨勢。
這是我參加GDC2025的實錄，採訪了大量一線遊戲開發者，他們的想法很可能很不一樣。
一、前往舊金山
我，導演BK，目前已經是第三次因爲GDC來到舊金山。
爲此，我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一路上都在回想：“我們這麼累，每年這麼辛苦來到這個GDC，它到底值不值呢？”
下了飛機後，我的第一件事情當然是去辦理證件。
因爲我是帶着媒體身份過來，所獲得的媒體證幾乎是“全通證”，可以進入大多數地方進行拍攝與採訪。
一邊排隊，一邊盤算着此次GDC我要見哪些朋友、採訪誰、觀看哪些講座，我腦海裏仍舊沒有放下那個疑問。“值嗎？”
我希望通過這一系列採訪去找到答案。
二、行業投融資氛圍
在會場外，我首先遇到了一位曾在拳頭工作八年多，如今自己創業並以顧問身份參與投後管理的朋友。
他一開始就直言：“從我個人的體感來看的話，這兩年投融資有幾個比較明顯的變化。首先是可能看的階段會越來越往後，需要看到更多的確定性。”
具體而言，一些投資人會問：“有沒有playable demo？有沒有短時間內就能出EA、上Steam獲取wish list的規模？”
這些問題都指向了一個核心——投資人更傾向於看到項目“能看得見、摸得着”的進展，而不是隻停留在PPT或者抽象的概念裏。
對獨立遊戲團隊而言，這意味着早期孵化需要更紮實地去驗證自己的想法，也必須爲市場所需的數據負責。
他的感受或許也是大多數人對現階段遊戲行業投資的印象：摸清市場溫度，注重實際產出，並不是一句“我們有創意”就能輕鬆獲得青睞。
三、AI在遊戲中的落地
如果說投融資需要看“更後端”的東西，那麼AI在遊戲中的應用，則是當下巨大的探索熱點。
在採訪中，我碰到了《籠中窺夢》製作人周棟，他介紹說：“我們第一款遊戲叫做Pick me，是一個AI對抗的約會遊戲，但它實際上是一個派對（Party）遊戲。”
令人驚訝的是，他們讓AI扮演主持人，並非嚴格控場，而是去“填補玩家之間對話的空白”，炒熱氣氛，讓玩家之間用語言爭辯、對抗。
“我們其實最早在2023年就開始探索AI加遊戲的方向，但那個時候很難去落地產品。一個是速度，另一個是成本。”
周棟解釋，隨着技術和成本的逐漸成熟，如今在2024、2025年想要做出可上線的AI遊戲已經越來越現實。
不僅如此，派對遊戲與AI結合，也讓人看到或許不止是做“對話AI”或“自動生成劇情”，完全可以讓它成爲遊戲內部的“調味劑”，帶來全新的社交體驗。
在展區的另一邊，我還見到了一位來自紐約大學遊戲設計專業的學生。
他展示了一個基於殺戮尖塔框架的AI卡牌生成項目，其中的玩法是讓AI根據輸入生成新的卡牌、美術、名稱和卡牌效果。
他一邊演示，一邊說：“AI其實有一定水平的遊戲設計理念，它大概能知道什麼樣的數值在殺戮尖塔的玩法中比較平衡。”
不過，他也坦言，調用大模型的成本高且個性化不足，“如果能有一千張顯卡，自己訓練專屬於遊戲領域的大模型，就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因此目前這個項目只能處於“展示或實驗”的階段，短期內無法發佈甚至商業化。
但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一點是：過去，人們還在討論AI會不會對遊戲產生影響，如今則是切切實實地將AI放進了原型遊戲，AI加遊戲的落地浪潮似乎正在形成。
四、學生與新人
GDC不僅是老牌製作人、獨立開發者的聚集地，更是全球衆多遊戲學院和高校學生的熱點。
會場隨處可見年輕人抱着簡歷穿梭於各大廠商和展位。
有24屆的應屆生笑言：“拿幾份簡歷，問問能不能收我簡歷，聊得來萬一就成了呢？”
有人則帶着明確的目標：“想走策劃崗位，或者關卡設計崗位，就多去找各個公司的主要負責人。”
然而，這背後也有不少難言的壓力。
有人就直接調侃：“要是好找，我就不做獨遊了。”
還有人在GDC現場直言：“我就是比較迷茫，感覺找得到好工作的機會飄渺……現在就先自己做點獨遊，積累作品經驗。”
也有人在抱怨大廠需求越來越偏向資深：“只有Senior或者Staff的職位，而Junior不多，競爭更激烈。”
五、不同院校的學習體驗
在舊金山專門採訪海外遊戲專業學生，是我此行的重要內容之一。
南加大、卡耐基梅隆、紐約大學、杜克大學、Ringling College、SMU Guildhall等院校的同學都在此碰面。
比如，有來自南加大（USC）互動媒體與遊戲的研究生團隊，向我展示了一個“拍超大貓屁股”的另類控制器作品。
創意靈感來源於“貓喜歡被人拍打”的小互動，他們將它放大成一個可愛的、甚至巨大的卡通屁股，通過拍打、觸碰來觸發遊戲裏的效果。
玩家樂此不疲地排隊，只爲體驗那種充滿“水球加海綿又帶傳感器”的奇怪觸感。 “我們團隊有15個人，大部分是遊戲設計專業，也有程序和營銷的學生，最大挑戰其實是硬件的傳感器部分，很脆弱。” ——這是他們在採訪中直言的痛點。
別的學校學生也有類似Project型課程，比如CMU（卡耐基梅隆）的大家介紹：“一學期就要做一個很大的Project，一組五六個人，基本每天要耗到深夜四五點。”
在SMU Guildhall，我們的老朋友Jason無奈地說：“我們要在三個月內做一個類似Mario Kart的賽車遊戲，60個人一起做。每天幾乎凌晨三點才睡，努力對齊3A管線的標準。”
這背後是學校把完整的商業化流程直接搬進教學裏，讓學生既痛苦又迅速成長。
他還表示，自己通過這些過程，真正學會了系統、嚴謹的關卡設計方法。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還有NYU學生的自主探索。
他們並不固定在主流商業思路里，而更側重從“遊戲和玩本身”的概念進行思考。
有位同學甚至感慨：“我們學校裏教的東西，很多是20年前最適合做商業化的，但現在真正想探索的東西少之又少。”
他們有的甚至提出“毀滅遊戲設計”的口號，只是爲了掙脫商業束縛，去尋找真正對“玩”本身的理解。
六、獨立遊戲人
與大廠的盛大展區相比，獨立遊戲展區往往熱鬧而有溫度。
熊拖泥（獨立之光VP）帶領我四處走訪，觀賞各種各樣的遊戲演示。
我們看到了來自意大利、智利、印度、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團隊，規模一年比一年大，作品數量也在增加。
比如，祕魯Leap Games的Co-founder Luis Wong就談到：“在祕魯我們已經做了30年的遊戲，最近獨立工作室數量爆發增長，大家也常常在遊戲中融入祕魯文化。”
他還出版了一本名爲《América Latina Juega》的書，記錄着拉丁美洲各國家遊戲開發者的故事。
發達國家之外的其他地區，其實也在各自的文化氛圍裏努力前行。
在這個展區中，我還被一款VR作品、一個像素招生模擬器以及一系列融合傳統與現代的遊戲所吸引。
對於獨立開發者來說，GDC是他們向世界展示作品、結識發行商和投資商、交換想法的大好機會。
正如大谷（《漫展模擬器》製作人）一樣，他去年還在開發之中，今年已經能在EA版本爲玩家帶來實際體驗，而且還獲得了“best in play”的獎項。
七、與資深開發者對談
除了校園與獨立展區，我也見到了一些知名製作人或者團隊負責人。
像《Valheim:英靈神殿》的製作人Jonathan Smars，在疫情那年用極小的成本和並不算華麗的畫面，創造了Steam銷量榜首的奇蹟。
在簡短的採訪裏，Jonathan對中國玩家表示了極大的感激：“我想對所有的中國玩家說你好和感謝，謝謝大家對《Valheim:英靈神殿》的支持。”
他還表示時常期待玩家反饋，以此改進遊戲。
《動物井（Animal Well）》的製作人Billy Basso，也成爲不少人關注的焦點。
這款“銀河惡魔城”風格的解謎遊戲，不走傳統的戰鬥模式，而是純粹地藉助探索、謎題來營造樂趣。
在大會上，還有像《血染鐘樓》製作人Steven Medway，他提到了“如何造就一款好的社交遊戲”。
八、展會頒獎
GDC的頒獎環節常常吸引關注，尤其是對被提名多項的項目。
熊拖泥就提到《黑神話：悟空》拿到七個入圍，但最後只獲得了一個獎項，覺得有些可惜；同時他也遺憾《動物井》沒有獲獎。
他遺憾地說“我覺得至少應該能拿一個，但很可惜什麼也沒拿到。”
有人甚至半開玩笑地說，如果《動物井》沒拿到獎，GDCA就是野雞獎。
但換個角度看，有時開發者更在意那些真正對作品全情投入的玩家。
無論結果如何，“最重要的還是你把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能讓真正懂得的人感受到。” 這是熊拖泥反覆提及的觀點。
九、尾聲
會議的最後，我從會場走出，在舊金山市區的街頭，看到大批與我一樣疲倦卻滿足的參會者，想起開頭的那個疑問。
“我們這麼累，每年如此辛苦來到GDC，它到底值不值？”
我想可以用熊拖泥這句話回答。
“很多時候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你把想表達的東西表達出來，希望能讓真正懂得的人感受到。”
導演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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