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爲什麼本該年富力強、奮發有爲的中堅世代，卻有百萬人掉出了就業舞臺？就像《消失的勞動者：放棄工作……》的拍攝案例之一佐佐木哲夫所言：“怎麼就變成現在這樣了呢？”
現實遠比小說魔幻，現實版《小偷家族》正在上演——據日媒報道，日本近期陸續出現“中老年人遺棄高齡父母遺體”案件，被捕的嫌疑犯大多是沒有工作、與父母同住的高齡子女。
據日本警察廳統計，涉嫌遺棄遺體而被逮捕的人中，40歲以上的案例呈增長趨勢，尤以50—60歲羣體居多。
日媒稱，這些案件不約而同地指向了“8050問題”——80多歲老人與50多歲未就業子女同住，陷入生活困頓，被稱爲“8050問題”。2010年以來，日本社會對它的關注與日俱增。
2018年，日本NHK特別節目錄製組拍攝的紀實片《消失的勞動者：放棄工作……》，聚焦於日本的中年失業者羣體。
節目組調查發現，在日本，四五十歲的單身人羣總數爲650萬人，其中有103萬人長期不工作，也不求職，連“失業者”也算不上，成了被排除在就業統計對象之外的“消失的勞動者”。
在日本，這種“隱形貧困人口”的數量正在急劇增加。除了“8050問題”，還演變出“9060問題”和“7040問題”。
爲什麼本該年富力強、奮發有爲的中堅世代，卻有100多萬人掉出了就業舞臺？
就像《消失的勞動者：放棄工作……》的拍攝案例之一佐佐木哲夫所言：“怎麼就變成現在這樣了呢？”
在日本，“隱形貧困人口”的數量正在急劇增加。一批本該年富力強、奮發有爲的中堅世代，掉出了就業舞臺。（圖/視覺中國）
從統計數據中“消失”的勞動者
《消失的勞動者：放棄工作……》探訪了幾個在就業市場上“消失”的人。他們大多深陷家庭護理的泥沼，在一場名爲“無止境看護”的噩夢當中，不管是身體還是心靈，都千瘡百孔。
當中最令人有共鳴的是57歲的佐佐木哲夫。佐佐木原本是一家電器製造公司的正式員工，還參加了公司的馬拉松愛好羣。
工作兩年後，母親去世，父親希望他辭職回家，繼承被褥店的生意，父子倆齊心協力經營自家生意。然而，在他45歲時，父親的腿腳不行了，還出現了阿爾茨海默病症狀。
父親每月的退休金是10萬日元（約合5000元人民幣），這點錢進不了任何一家養老院。於是，經營店鋪和照護父親的重擔，落在佐佐木身上。
他被護理父親的煩瑣事項壓得喘不過氣來。因爲無法投入工作，被褥店倒閉，父子倆只能靠父親的退休金維持生活。佐佐木瘦了30公斤，留下了難以治癒的腰傷。父親去世後，雖然卸下了護理老人的負擔，但他也沒了立即開始工作的信心。
節目組到他家探訪時，發現他做菜不放任何調味品，因爲“要是習慣了喫好喫的，就會想到外面去喫飯”。父親生前最愛的雞尾鸚鵡，成了他唯一的“家人”。
拍攝期間，鸚鵡突然死了。他說：“比起難受或者悲傷，更像被什麼東西劃了一個大口子，感覺失去了什麼。”父親在世時，他尚且還有生活下去的目標；父親走後，他說：“我現在光是活下去，都已經用盡力氣。”
53歲的原真由美，曾是外資證券公司的派遣員工，7年前被裁員，在那之後便一直處在不停換工作的狀態。原的父親92歲，爲了看護父母，原只能頻繁辭職，不時回老家盡爲人子女的責任。
像原這種從事非正式工的單身中年女性，大多數情況下所承擔的風險比男性大得多。在原看來，人要活百歲的話，自己才活到一半，“卻一直在打敗局已定的‘垃圾比賽’”。
因爲照護重擔，佐佐木和原不得不長期閉門不出，成爲“家裏蹲”，難以返回職場或重建自己的生活。
中年“家裏蹲”往往有着“親子同倒”（即子女爲了照顧高齡父母而與之同住，形成綁定式生活）的風險。他們投身家庭照護的程度越來越深，相應地與社會的聯結就會越來越弱，因此陷入無助的痛苦。
片子中也有鼓舞人心的案例。49歲的藤井健一，其父親也得了阿爾茨海默病，自己則因工作落下腰傷。於是他決定辭職，專門在家照料父親。
和佐佐木不同，得益於幫扶中心的早期介入，藤井通過“成年監護制度”，聘請律師擔任父親的第三方監護人，全權管理財產。
在這樣的保障下，養老院不再有顧慮，接納其父入院。藤井本人也憑藉之前取得的駕駛證找到了一份工作，從名爲“家庭護理”的牢籠中全身而退。
但藤井的案例仍佔少數。早在2000年，日本就確立了看護保險制度，但在少子化、老齡化的雙重夾擊下，看護仍存在不少漏洞，很大程度上依賴家人的幫助。
日本福祉大學教授藤森克彥在研究日本人口年齡結構時發現，過去，四五十歲的中年人結婚後成爲家中頂樑柱，他們是社會公認的中堅羣體。人們普遍認爲，在他們身上很難產生貧困或孤獨問題，他們可以自行解決生活中的風險。
電影《死亡護理師》劇照。
但在如今的中年人羣當中，未婚者人數增加。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人成爲非正式員工，工作穩定性和收入都無法保障，也不能像正式員工那樣利用看護假制度，不得不自行承擔全部看護工作，持續看護父母10年甚至20年。
一旦父母去世，與社會關係長期隔絕的他們就會陷入絕境，面對自己步入老年的嚴峻未來。
“家庭護理是對日本的詛咒”
幾年前，作家葉真中顯憑藉《失控的照護》（又譯《死亡護理師》）獲得日本推理文學大獎新人獎。這部社會派推理小說反映“家庭護理”問題，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由它改編成的同名電影《死亡護理師》於2023年上映。
站在被告席的兇手“他”，一共殺害了43名老人，但被害人家屬卻沒法湧起對“他”的憤怒和憎恨。
檢察官發現，原來“他”的殺人行動，源於“他”同樣處於家庭護理困境當中。父親求“他”殺死自己，讓雙方都得到解脫。
之後，“他”進入護理行業，選擇護理負擔過重、導致本人和家屬都痛苦不堪的老年人逐一下手——“我的殺戮拯救了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我所做的也是一種護理，是讓人解脫的‘死亡護理’。”
這部小說指出，“家庭護理是對日本的詛咒”——“負責護理的人和被護理的人都感到一種負擔，但前者無法坐視不管，後者也無法撒手而去，因此而痛苦。”它像一則振聾發聵的“社會寓言”，預見了現實中轟動日本的數起護理殺人案。
家庭護理成了當事人難以逃開的“噩夢和詛咒”，有其結構性成因。正在顯露苗頭的“7040問題”，與“8050問題”又有所不同：
一方面，70多歲的父母主要是二戰後出生的工薪族，有不少人享受着豐厚的養老金；
另一方面，40多歲的子女正值不惑之年，經歷過戰後最嚴重的就業冰河期，加上泡沫經濟的破滅、人才市場流動化的推進、非正式僱傭制的迅速發展，有不少人無法實現經濟獨立，生活並不穩定。
因此，40多歲的單身中年人可能會選擇依賴父母的養老金維持生活，一直打零工。就像藤森克彥教授所說，一旦他們的父母去世，就會出現無法挽回的悲慘局面。
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在其著作《下流社會》中寫道：“平成廢柴這種不求上進，人生熱情全盤低下的心態，並非他們不願意上升，而是上升空間已經喪失。”
昭和時代仍有終身僱傭、專職主婦等穩定的保障，但到了平成時代，大多數年輕人遭遇社會轉型陣痛，就像被交付了一張張空頭支票，奮鬥和努力的價值得不到相應的回報。
不求上進、低慾望生存的社會風氣由此而生，年輕人也被貼上“廢柴”“啃老族”等標籤。
“啃老族”標籤帶着社會偏見，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個體化的自我意識覺醒，更值得思考的是它形成的邏輯和結構性問題。“啃老族”呈高齡化趨勢， “平成廢柴”也進入了令和時代，日本當下接連出現的隱患，更多指向了家庭照護的失控。
山東青島的養老院。（圖/視覺中國）
不被看見的老年照護
2019年，日本政府出臺應對中年“家裏蹲”現象的方案。對策之一就是針對就業冰河期一代，計劃在3年內投資600億日元（約合28億人民幣），以增加30萬個非正式員工崗位。
就100多萬名“消失的勞動者”而言，新增的30萬名勞動者佔比不過三分之一。
但是，這30萬人要麼不事勞作便步入老年，領取生活保障金；要麼成爲能夠正常納稅的勞動者，年邁後也能自立生活。兩者對於社會支出而言，可謂雲泥之別。
當下老齡化、少子化的趨勢，不僅在日本，在其他東亞國家也產生了重大影響。
《當一位北大教授成爲24小時照護者》一文一度在社交媒體上刷屏，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在接受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照料患有重度阿爾茨海默病的年邁母親的“殘酷問題”——
世界上只有四種人——曾經是照護者的人，現在是照護者的人，即將成爲照護者的人，還有需要照護者的人。
照護是每個人都終將面對的議題。社會需要很大的認知轉變，在此刻所有的趨勢性變化中，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結構——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了。處境更嚴酷的將是下一代照護者，即獨生子女一代。
豆瓣上一個名爲“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的小組，聚集了近10萬名組員。他們交流養老經驗和困境，討論得最多的棘手問題，除了父母重疾，就是“失能老人”。
正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這個世界是不適合老人居住的，居住空間的適老化，改造起來都很難，除非在設計時就能考慮到老年人的需求。
在普遍性的生活需求上，除了保健品，很少有產品會考慮老年人的需求。現在，越來越多老年人放棄了熟悉的家鄉生活，“漂”在大城市，承擔起照顧第三代的責任，他們被稱爲“老漂族”。
在城市空間裏，老年人更容易被忽視。年輕人覺得易如反掌的便捷應用和智能手段，對老年人來說是一道道現實的門檻。
而在家庭空間裏，他們又要面對因觀念衝突帶來的各種生活矛盾。“8050問題”引申的就是貧窮家庭當中面對養老現狀的人性崩塌，讓互相羈絆的兩代人只能互相傷害。
《失控的照護》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情節：一名老人爲了進監獄，故意到商場偷東西，“監獄似乎成了被社會拋棄的老年人的養老院”。這個情節，源於真實的社會案件。
如何養老，是擺在所有人面前的命題。人人都會老去，能否實現每個人以符合人性或曰“體面”的方式衰老，乃至死去？
《失控的照護》一書援引的一句名言，或許可以視爲我們最樸素的願景——“所以，無論何時，你們願意人怎麼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爲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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