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细菌——粘质沙雷氏菌的简史

粘质沙雷氏菌，这颗酷似鲜血的细菌，从1819年“血染玉米粥”到现代医学，既揭开细菌传播之谜，也带来致命感染风险。

在微生物的世界里，粘质沙雷氏菌(Serratia marcescens)是个异类。它那鲜艳如血的红色，既像一抹神秘的奇迹，又隐隐透着危险的气息。它的故事跨越了两个多世纪，从意大利乡间的玉米粥到现代实验室的培养皿，从无意中的“神迹”到刻意设计的实验，这颗细菌一次次以惊艳的方式闯入人类的视野。它不仅推动了科学的进步，还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历史的轨迹，甚至在宗教与文化的交汇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故事的开端要追溯到1819年，那是一个异常潮湿闷热的夏天，地点是意大利帕多瓦附近的一个村庄。富裕的农民Antonio Pittarello某天走进厨房，发现自家的玉米粥上布满了鲜红的斑点。这可不是普通的污渍，而是仿佛鲜血渗出的痕迹。消息传开，村子里炸开了锅。好奇的邻居挤进他家，虔诚的信徒则惊呼这是某种超自然现象。骚动很快惊动了当地的区长官，他派出一位名叫Vicenze Sette的医生兼外科专家前去一探究竟。与此同时，一个名叫Bartolomeo Bizio的年轻药学学生也被这桩怪事吸引，自告奋勇加入调查。

Sette和Bizio各自回到家中，摆弄起简陋的实验设备。他们用新鲜的玉米粥做实验，试图重现那诡异的红色。没过多久，两人果然成功了——玉米粥上再次浮现出血红斑点。起初，他们都以为这是某种微型真菌在作怪。Sette给它取了个拉丁名“Zaogalactina imetrofa”，意思是“食物上的黏液”；Bizio则更有创意，他以意大利本笃会僧侣兼物理学家Serafino Serrati的名字命名，称之为“Serratia”，又加上了“marcescens”，意为“易消退”，因为他注意到这红色虽然夺目，却容易褪去。Bizio对Serrati的敬仰源于后者在蒸汽船发明中未被充分认可的贡献，而这个名字也由此流传开来。

粘质沙雷氏菌在室温下固体培养基上生长时看起来像血滴。成熟的菌落是粘液的，粘稠的，略带鲜红色或粉红色，“与血液不可思议的相似”

两人都在为率先解开“血色玉米粥”之谜而努力，但Bizio抢先一步。他援引了著名生物学家Lazzaro Spallanzani的理论，强调这红色来自生物而非自然发生，借此为自己的发现增添权威性。随后，他迅速将研究成果写成文章，发表在威尼斯的一家报纸上。这篇文章引发了轰动，连街头小贩都印了宣传册四处叫卖，让普通村民也能聊上几句这桩奇事。Sette对此颇为不满，觉得自己被抢了风头，可Bizio的结论其实与他并无太大冲突。几年后，Bizio在给神父Angelo Bellani的信中得意地写道：“报纸连载了我的实验好几天，一个机灵的出版商还出了小册子，街头巷尾都在卖，连没读过书的人都知道了。”

这场“血色风波”并未止步于帕多瓦。红色斑点开始在附近村庄的食物上蔓延，像是某种无声的瘟疫。Bizio的实验虽然简单，却意义深远。他在玉米粥上培养出纯净的红色菌落，比Robert Koch等人发明“培养皿技术”早了半个多世纪。这不仅为细菌学奠定了基础，也再次证明了生命并非凭空产生。然而，当时的科学界并未完全认可这些早期成果，著名细菌学家S. T. Cowan甚至轻蔑地说：“忽略Pasteur之前的任何工作，我们也不会损失什么。”可Bizio的发现终究穿越了时间的考验。

几十年后，1848年的德国，煮熟的土豆上也冒出了类似的红斑。自然学家Christian Gottfried Ehrenberg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将其命名为“Monas prodigiosa”，意为“奇迹单细胞”。他翻阅历史文献，推测过去百余起所谓的“神迹血迹”可能都与这细菌有关。比如1264年的“博尔塞纳奇迹”，一块圣饼上渗出红色，被认为是神迹，最终影响了基督教圣餐礼的形成；还有中世纪的“血谤”事件，犹太人因圣饼“流血”被指控亵渎，数千人因此丧命，或许也只是粘质沙雷氏菌在淀粉上的自然生长。虽然这些历史事件是否真由它引发难以确证，但它的血红色确实让人浮想联翩，成为宗教与科学交织的奇妙注脚。

时间来到1904年，这颗细菌的传奇又在英国续写新篇。8月8日周一，下午1点15分，英国医师M. H. Gordon站在下议院前的一根灯柱旁，手中拿着一捧混有粘质沙雷氏菌的土壤，轻轻洒在地上。那正是议员们赶往2点会议的必经之路。别误会，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Gordon受命调查流感如何在议会传播。他选中粘质沙雷氏菌，因为它能在培养皿上形成显眼的红色菌落。他在辩论厅里摆满敞开的培养皿，想看看议员的靴子能不能把细菌带进去，暴露通风系统的缺陷。可惜，忙活半天，数百个培养皿里只长出几块菌落，显然靴子传播没那么简单。

Gordon不甘心，决定换个更戏剧化的方法。他走进辩论厅，漱了一口含粘质沙雷氏菌的悬液，然后旁若无人地朗诵起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和《尤利乌斯·凯撒》，整整念了一小时，面前只有一堆培养皿当观众。这次，效果惊人——红色菌落布满了培养皿。他得出结论：说话时的飞沫能把细菌传到21米开外。这个实验虽然听起来有点荒诞，却为后来的病菌传播研究提供了宝贵思路。

粘质沙雷氏菌的鲜艳色彩让它成了细菌学家的宠儿。早在1897年，德国科学家Carl Flügge就用它证明了口腔飞沫能携带细菌，这直接启发了外科医生Johann Mikulicz发明早期口罩，也为新冠疫情中的“两米社交距离”埋下伏笔。1919年，军医在士兵嘴唇上涂抹粘质沙雷氏菌，验证餐具能间接传播病菌；1926年，科学家把它抹在手上，模拟握手传染；1937年，牙医用它涂抹牙龈，发现拔牙后细菌会进入血液。它的用途还不止于此。1945年，军方用雾化的粘质沙雷氏菌测试空气质量与疾病的关系；1957年，医生把它涂在昏迷病人的生殖器上，研究导管引发的尿路感染——结果一名病人很快去世。

这颗细菌的冒险之旅甚至延伸到了军事领域。1934年，记者Henry Wickham Steed爆料，纳粹德国曾在巴黎地铁和伦敦地铁研究粘质沙雷氏菌的传播。这篇文章让英法两国政府高度紧张，因为两地的地铁在战时都是避难所。1950年，美国海军更进一步，在“海喷行动”中沿旧金山海岸喷洒大量粘质沙雷氏菌，追踪生物战中的空气传播。监测站发现细菌飘了50英里远，可实验刚结束，斯坦福医院就报告11人感染，其中一人死于心衰。尽管1977年疾控中心的调查否认军方菌株与感染有关，这场秘密行动仍引发了巨大争议。

粘质沙雷氏菌一度被视为无害的实验工具，可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03年，感染学家E. Bertarelli就发现它对小鼠致命；1913年，一个年轻人因咳出“红色痰液”求医，医生发现那是粘质沙雷氏菌的杰作，幸好他康复了。但对免疫力弱的人，它可没那么仁慈。它能侵入肺部、尿道、血液甚至大脑，引发休克、昏迷，死亡率高达30-40%。到20世纪60年代，它被正式认定为严重感染源，医院里再也不敢随便喷洒了。

它的红色来自一种叫“prodigiosin”的色素，这种物质不仅好看，还能抗癌、抗菌。科学家至今没完全弄清它为何生成，但已用它抑制疟疾寄生虫、杀死蟑螂，甚至开发免疫疗法。比如“Coley’s Toxin”就含粘质沙雷氏菌，百年来用于刺激免疫系统抗癌。更妙的是，Alexander Fleming还拿它搞起了“微生物艺术”，在培养皿上用红色菌落作画。这颗细菌，既是科学的瑰宝，也是潜在的威胁，200年的奇幻旅程仍在继续。2025年初，它跻身研究最多的30种微生物之列，留下无数惊叹与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