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生周树人同学

  受到之前写的关于大镖客时期医学技术杂谈的启发,我想到以前混迹于学校贴吧里水过的迅哥的学医生活,因此这次做更多的补充,小写一篇杂谈,科普“医学史”上的冷知识。以后有机会还会继续写写医学史上的事情

  鲁迅最初选择学医的原因,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过披露。在《父亲的病》中,鲁迅小时候父亲重病,找来了“神医”治病,神医弄虚做鬼、草菅人命,出了很多奇怪的偏方,年幼的迅哥每天家中、药铺两头奔波,然而父亲的病不见好转,很快就病逝了。

  更甚的是,父亲弥留之际,有个大婶让鲁迅叫魂,这种毫无意义的方式不仅使迅哥疲惫折磨,还使虚弱的父亲更加痛苦。从那之后鲁迅就对这种无知厌恶至极,于是学医的想法油然而生,学成之后取代这些祸害世人的庸医,让中国人看到西方科学的力量,使民众的观念转变,从而让国家变得强大。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一手托着深邃的思想之玉,另一手握着生机十足的科学之剑,那么列强也就不再胆敢对其染指一丝一毫”。

  另一方面,鲁迅幼年在洋务学堂学习,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就包括生理学。随之愈发感到中医“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彼时的中医领域还是愚昧的骗子居多)。

  而此时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科学、国力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明治维新仅仅数十年,日本的科学水平就迅速走到了世界前列。比如出现在日本钞票上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野口英世师生二人,北里柴三郎于1889年发明用厌气法培养破伤风杆菌,1890年发表了破伤风和白喉免疫的论文,开拓了血清学的新领域;而野口英世则因为成功培养梅毒螺旋体和对黄热病研究的成就震惊了当时的西方医学界,使日本医学有了一席之地。

  因此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3月于矿路学堂毕业后,鲁迅开始赴日公费留学。彼时迅哥时年21岁。

远赴仙台

  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鲁迅作为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当时在东京有很多清朝留学生在专门的学校里接受”速成教育”。他们时常聚会于留学生会馆谈论政治、文化,鲁迅作为留学生社会的一员,也时常为浙江省同乡会的《浙江潮》杂志撰写小说、论文,有时也参加抗议学校教育方针的示威游行。
  然而另一方面,周树人又以冷眼审视着留学生社群。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写道的,那些在上野公园看樱花,头顶着大辫子,盘起来藏在学生制帽下面,宛若“富士山”的人。还有,晩上在留学生会馆里,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彻夜跳舞,令他无法读书学习的。他对这些风流成性、不思学业、浪费公款的纨绔子弟们无疑是鄙夷的。

  以致他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还写道“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总之,对当时的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迅哥可以说是相当失望了。

  所以,从弘文学校毕业后,鲁迅决定进一个没有中国留学生的医专。当时日本第二高等学校的“医学校”所在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周作人在《鲁迅的靑年时代》一书中,也说道“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第二个寄宿的地方,与同住宫川家的同学的合影留念 摄于1905年各自的胡须是主人宫川想象后来的学生们的样子添画上去的

关于仙台

  仙台是宫城县的首府,是日本东北地区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最早由战国大名伊达政宗在此筑城。因为洋流的缘故,位于亚热带气候的末端,气候温凉湿润。

  伊达政宗作风独特,1613年,伊达政宗为了与外国通商,邀请传教士,派遣使节乘坐仙台藩制造的洋式帆船桑帆号出洋远航。他们横渡太平洋,在墨西哥登陆。之后又横渡大西洋,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最后到达罗马,实现了日本人首次横渡大西洋的壮举。到达意大利的使节团拜会了罗马教皇。及至归国,行期长达七年,是仙台市历史上流芳千古的成就之一。

  在伊达政宗的不断发展后,仙台愈发繁荣,西班牙的使节形容当时的情形“东西南北人来人往,胜似江户”。如今仙台已经是除日本三大都市圈外的仙台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位居前列。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当年是一所中专,鉴于迅哥当年中途辍学,可以说是一名“中专肄业生”。不过后来仙台医专被日本名校东北大学合并了——东北大学是一度超过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强劲高校,所以这一夜之间,迅哥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第一高校校友。后来为了纪念鲁迅,东北大学还在校园里修了鲁迅雕像、鲁迅故居等。

伊达政宗

医学生的日常

  据当时的同级生日后回忆,周树人是一个认真的学生,总是坐在教室的2、3排中间的位置。抱着救国的目的,鲁迅克服了种种困难,学习成绩渐渐提升,他盼望着学成归国,能够靠医学为中国献出自己的力量。

  然而医学学习固然困难很大,据说当时鲁迅在仙台学医的成绩:解剖学 59.3分,组织学 73.7分,生理学 63.3分,伦理学 83分,德语 60分,物理 60分,化学 60分,平均65.5分,全班第68名(班上同学142人)。说不定当时迅哥也被老师“捞捞”了(也有说法是当时总分不是100分)(也可见解剖这门鬼畜的学科连大文豪也学不过来)。

  虽然是个中游成绩,看似不咋的高,迅哥日后也鲜有提及,但一码归一码,鲁迅彼时独自前往异国他乡,等于同时要学习医学和日语,此外当时仙台没有中国留学生,所以他的困难肯定更大,比方说老师并不会顾及到他而全速讲课,能考到这个分数对于留学生已经很高了。

  然而就是这个分数,也被同班的日本同学们不接受。他们怀疑是解剖专业的老师藤野严九郎提前泄题给了鲁迅,他的高分是作弊而来。鲁迅百口莫辩,万般无奈。因为在他们眼里,当时的中国人就是“低能儿”,成绩怎么可能比他们高呢?迅哥真真切切体会到了弱国子民的无奈与心酸。

  又由于中日关系日渐恶化,鲁迅受到了学生会干事的排挤歧视,在藤野先生和同学的帮助下得以解决 。

  而另一件事,则迫使鲁迅重新审视了自己学医的决定。当时正值日俄战争左右,日本国内充满了狂热情绪,下课后的休息时间,有人在投影仪上播放了一个短片,大家迅速起哄起来。迅哥抬头一看,播放的正是中国人被日本人砍头示众的短片。

  只见一个中国人被日本人抓住,他的旁边站着一群中国百姓正在看热闹。鲁迅的心里深深遭受到了打击,他看着麻木不仁的中国百姓们,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件事情之后,鲁迅仔细想了想,此时的他认为要改变中国人并不是通过医学,而是要首先改变中国人的精神。如何一个人体格强壮,但是思想麻木不仁,又有什么用呢?而能改变人思想的方式,就是文学和艺术。此后他便决定离开仙台医专,弃医从文。

放映幻灯片的6号教室,迅哥当时就在这里学习

  而提到仙台医专,就不得不提当时对迅哥帮助莫大的老师藤野严九郎了。藤野先生福井县出身的解剖学者,迅哥入学时他正好30岁,并刚刚升任为教授。解剖学是一年级学生的必修科目,由藤野先生授课,一周4个学时。藤野先生向来秉持公平严谨,他对鲁迅从生活到学习给予很多的关心,还帮助鲁迅用红笔仔细修改他所抄的讲义和课堂笔记。鲁迅先生心存感激,于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写下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来纪念这段经历。

藤野先生和他1研究室

  当时学校里毕竟只有迅哥一位中国留学生,学习的难度和压力是肉眼可见的,因此藤野先生对迅哥的学业十分认真,常常关心他是否跟得上教学进度。倒不是说藤野先生故意开小灶,这恰恰是作为一名老师的责任心,藤野先生是名非常负责的老师,而且不像其他学生一样歧视中国学生,有教无类、一视同仁。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鲁迅于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春从仙台医专退学。在离开仙台的数日前,鲁迅专门向藤野先生辞别,藤野先生把他叫到家里,并交给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在背面题字“惜别”。

鲁迅退学后,清国留学生监督致仙台医专校长的通知

之后的事

  从仙台医专退学后周树人返回东京,开展文艺活动,投身于”精神改造”的实践之中。1912年回国,并于同年迁至北京,1918年(大正七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署名“鲁迅”。其后,笔锋犀利的作品不断问世,鲁迅之名传遍中国及日本,被世人所知。而藤野先生的照片悬挂在鲁迅的书斋里,永远激励着鲁迅的心灵。

  令人遗憾的是藤野先生晚年凄凉,1912年仙台医科专门校并入,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1915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既然转为名校,那么大学对学历要求就很高了,藤野先生因学历问题,被迫于6月底提出"请求免职",7月1日降为临时讲师,8月9日被解除讲师职务。藤野先生失业后一度任职于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耳鼻喉科,1919年返回故乡开设私人诊所。

  藤原严九郎45岁丧妻,续弦后生了一对兄弟。可是兄弟俩先后成了太平洋侵略战争上的炮灰。藤野夫妇晚年生活过得十分困苦,1945年8月11日他因脑溢血在福井逝世,享年72岁,此时距离日本投降仅剩四天。

  东北大学保存了鲁迅的许多珍贵资料,除了留学时期,后来他在日本的活动也有记录。比如他送给原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子(1896-1993)的亲笔书画。高良富子积极参与和平运动和女性运动,并与泰戈尔有所来往,战后为恢复日苏、日中关系积极活动而广为人知。

  1932年(昭和六年)年1月,因9·18事变日中关系恶化之时,高良富子想与中国的友人及知识分子敞开胸襟畅谈,于是独自一人前往中国。到达上海后即直奔内山书店,她在内山完造(鲁迅挚友,课文里的老熟人了)的引荐下,与鲁迅会面,并在内山书店二楼一起用餐。鲁迅安静地听着高良的讲述,时不时点头表示赞同,并且向高良聊起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情形,言谈中更透出对藤野严九郎先生的怀念。在她回国之际,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将此书画赠与她纪念。

  在1945年(昭和二十年),太宰治(1909-1948)受内阁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等部门的委托,创作了以鲁迅为原型的小说《惜别》。以鲁迅昔日好友、一位老医生的视角,描写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期的鲁迅与藤野先生间的关系的小说。他还强调这本小说的创作完全由他本人独立完成,未受到这些部门的强迫和干预,他提交的手稿也没有早到有关部门的删改,“这大概就是朝野一心吧”。

  太宰治从一位心思细腻的留学生的视角重新思考他们眼里的日本,并且细致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时期的鲁迅(周君),敬佩于鲁迅远赴日本、弃医从文的决心,他对于中日现状的解剖和思考,还有他的品德品质。印象深刻的是小说里用了近十页的篇幅描写了周君弃医从文的思考,尽管不一定是权威定调,但也是一种独特的视角解读了。太宰治还在最后写道:

  “本篇手记的写作目的是还原那个敏感纯真的留学生周君,所以笔者没有讲述后续的故事。笔者绝没有轻视或敌视中国人,也没有肤浅地奉承。笔者秉持着纯洁友好的态度,尽可能还原周树人先生年轻时的样子。笔者的愿望不多,只愿这篇手记能让现代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们明白日本也有一个理解他们的人。我只是希望,能在战火纷飞之时,以己之力促进日中的和平。”

藤野先生红笔批注后的笔记

“医生”周树人

  归根结底,迅哥毕竟是中途辍学,更像是位了解些医学基础的半吊子。他常常调侃自己道“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纱’人”。

  不过鲁迅并没有彻底告别医学领域。他回国后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的便是化学和生理学。夏丐尊回忆道:“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别班的学生没有听到,纷纷讨讲义看,阅后却大为败兴。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用‘了’字表示男。”

  鲁迅也在医疗翻译上小试身手,1930年他五次为齿科医院作翻译,又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据说曾有商业性质的翻译找过他,可见这个领域迅哥还是小有成就的。

  得益于这些医疗基础,他便常常在作品里“作出诊断”,比如他说大禹在潮湿的环境里治水,因此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又说孔子因为坐马车周游列国,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时时作痛,所以孔子得的该是“胃扩张”。

  鲁迅还信奉阿思匹林是包治百病,日记中常见“似患流行感冒,服阿思匹林四片”、“牙痛,服阿思匹林片二粒”、“午买阿思匹林片二合,服二片以治腰胁痛”等记录。编撰者还注释了其滥吃的后果:“鲁迅到上海后,肺病复发,初仅服阿司匹林退烧。经福民医院诊治后始知病情严重,前后往诊五次。”

  鲁迅的实践水平也是比较一言难尽的,据侄女周晔的回忆记录,一次他们救助脚上扎有玻璃片的车夫时,由鲁迅的胞弟周建人夹出扎在脚里的玻璃片,而鲁迅只做了消毒包扎。

  所以迅哥的医学水平还是没法恭维的,至少做不到一次为生。但是这段留学经历也给他日后的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是潜移默化。

时至今日

  在仙台市博物馆的院子里也矗立着鲁迅之碑,这一纪念碑1960年12月建成。由仙台本地的雕刻家翁朝盛雕像,下方是郭沫若的题字:“鲁迅之碑”,还有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内田道夫撰写的碑文,由稻井名工白银茂雕字。1961年4月,鲁迅夫人许广平专程到日本参加了鲁迅之碑揭幕式,并在碑前栽种一棵松树。为此,仙台市博物馆又在松树旁边建立一座许广平女士揭幕纪念碑。
  1976年10月19日,为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鲁迅展览会”首先在仙台开幕,鲁迅儿子周海婴作为代表团顾问抵日,藤野侄儿恒三郎与之会晤交谈。前代终生未竟的遗愿,40年后由后代实现了。
  藤野先生临终前,叮嘱他的妻子请许广平为他题写“惜别”两字作墓碑。2007年9月25日上午,藤野先生的后人将藤野先生的铜像运到中国,被安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作为一种永恒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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