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迴明朝——在古代生活一天，是什麼體驗？

在古時候，明代處於一個轉變的社會中，經濟發展城市繁榮，帶動民間社會生活文化豐富多彩，在服飾、飲食、居住、行旅交通、冠婚喪祭、信仰、節假日、休閒娛樂、社交禮儀等諸多方面，生活在明朝與生活在前一時代有着本質上的不同，那麼古人在明朝生活的一天，與今日相比又是怎樣的體驗？

閒逸生活

我們先來看明人生活的社會背景。在明初時期，朱元璋展開大規模的土地丈量工作，造黃冊進行人口普查，規定士農工商四民各守本業，以本等名色佔籍。不過隨着明代社會經濟逐漸復甦，社會流動日趨頻繁，經濟發展財力增長，許多“遊惰之民”、“懶漢”逐漸誕生。

士階層可以追求風俗澆漓，“遊民”也能喫飽飯可以自由流動，追求閒逸的生活。《管子·小匡》中描繪古代四民爲士農工商，春秋戰國時期，商業氣息繁榮，管仲除了是一位名相輔佐桓公九合諸侯外，也做着各種三教九流的“灰色生意”，之後受商鞅影響逐漸轉爲重農抑商；

到了明代，在《大明王朝1566》中改稻爲桑流動經商理念的歷史背景，實際上在朱元璋和朱棣時期就已經初現端倪。另一大社會流動則是“科舉社會”，明朝人江盈科總結明人的變化規律，向上爲貧窮之家→溫飽之家→文墨之家→簪纓之家→富貴之家，向下即爲富貴之家→歌舞之家→鬻貸之家→貧窮之家。

市井小民

《紅樓夢》描繪的是貴族社會家庭從繁榮史到衰落史，明代對古代生活描繪細緻的《金某梅》，則多着筆於市井小民階層，這是古代小說中極爲有趣的視角。在明代科舉社會之下，地位上升意味着勤奮努力節儉，讀書取士；地位下降則多敗於驕奢淫逸，浪費不貲。

不過在明人看來，若人人追求自己的體面，其結果卻是社會發展停滯廢弛——朝堂上下吏不憚上官新進不尊前輩，家中子婦蔑視老長，這也是是晚明的世道；而“上下有章，等威有辨”則是明代治世之象，大明國“衛所制”正是名將治世所現，俞大遒襲泉州衛百戶，戚繼光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李成梁、李如松襲鐵嶺衛指揮僉事。

除了名將外，軍戶家中還有一些庶出的舍人，這些人不需要承擔衛所的義務可以考取功名，高拱、張居正、沈鯉、葉向高、方從哲均是軍籍，但明代戶籍制中，也只有衛所有這樣的特殊待遇，《大誥》記載鄰里之間要互相知丁，互知務業，明初市井小民可以說是夜無羣飲，村無宵行，無法流動。（大明王朝——明帝國的財政與衛所制）

士人遊寓

王陽明認爲“人人兼可成聖人”，15歲時偷偷跑出到居庸關外騎射呵退蒙人，頭兩次科舉名落孫山，做官後又被貶謫，逆境中王陽明做出了讓大家疑惑的龍場悟道，這就涉及到士人遊寓，明中期社會各階層出現了人口頻繁流動現象，最基本的形式就是遊寓，讀書士人有志四方，不想被裏巷所羈，不侷限於讀書，於是遊寓他鄉，既能欣賞天下風景開拓胸襟觸目寄懷，也可結交朋友絕塵遠俗。

徐霞客也是憑藉假冒士人搞關係獲得路引遊寓天下，不過遊寓還有一層更潛的規則，即科舉中的“冒籍”問題。士子需要回原籍參加府試縣試鄉試，而一些“商籍”客居他地參加科舉，一般來說冒籍是明令禁止的。不過在嘉靖年間，浙江會稽章禮參加順天府試摘得解元，衆人指責他冒籍，嘉靖這位少有的聰明人卻回答，“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

但明初時，農民無法像士人一樣遊寓。明中期情況發生改變，華亭士人何良俊描繪正德嘉靖之際的人口流動時說，“昔日鄉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農而爲鄉官家人者，已十倍於前矣。”即從田地分離出去的勞動力都流向了鄉官家人，相比於以前已經超過了十倍，另一部分則去服役和經商，最後一部分則流爲“遊手”，以至於何良俊痛陳，“昔日原無遊手之人，今去農而遊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

客籍他鄉

由此可見，相比於明初，明中期禮法與等級崩壞，社會遊民大增，進一步加速社會流動，衛所軍戶寄籍，士人遊寓，商人冒籍，有技藝的工匠手藝人多在外工作，憑藉手藝養家餬口；此外還有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太祖定鼎以後，效仿高祖劉邦遷徙民衆，在元時期南京已經是“民無土著”，朱元璋“徙四方巨族實之”，到了朱棣遷北京也有相同的移籍事例。

這是明初，很多客籍也成爲一大特色的社會流動，許多人科舉出仕離開本籍，在外地寄寓或佔籍，也就成了當地的“鄉賢”，一些江南人多的衛所在外地寄寓，比如雲南的平溪衛，因爲多爲江南人，當地百姓開始“家弦戶誦”，大家都開始崇尚江南文化習俗，像邊疆寧夏，軍衛開墾、人口流徙，富饒甲於西北，甚至有了“小江南”之稱。

另一部分寄寓佔籍的則是遭到貶謫之人，明初洪武年間，遭到罷官貶謫之人下場很慘，稍有不慎輕則充軍，重則刑戮；明中期開始朝堂逐漸變得寬大，哪怕是秀才做官被貶謫，飲食、衣服、輿馬、宮室、子女、妻妾也是分毫不差；但到了晚明時期，哪怕是罪孽深重的人，喫穿用度依舊不俗，以至於有種說法流傳，即國無負士大夫，但士大夫負國甚多。

服飾

明代人謝肇淛在《五雜俎》中記載，明朝的仕宦階層中萌生出一種“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的想法，因爲即使罷官甚至流竄貶謫依然可以是人上人，安居高臥豐衣美食，享受山林之樂。用明僧人說法是，洪武年間仕宦是“還債的”，辛辛苦苦讀書，結果到頭來出仕後無論出多少力，只要是小過就會受到懲罰；而明代中後期仕宦是找別人“討債的”，哪怕是客籍他鄉依然可以過滋滋潤潤的遊寓生活，顯露出晚明時期法網之寬。

這一點完全可以從明人服飾上考證，古代尤其重視禮教中的官民服式，明初穿着黃色衣服出門就是大僭，朱元璋規定士子戴四帶巾，穿雜色盤領衣，全身絕不得穿玄黃色，他籍也各有各的規定；明代中期以後，萬曆自己經常賜給一些大臣蟒衣，這明顯不符合規定。不過生活在同時期的明人姚旅認爲，太平治世國家昌盛，大多會“人心宏拓，眼界闊大”，不去計較這些繁禮。

這樣的想法可以對應到明初的宋濂，對各種學說兼容幷包的胸懷。太祖朱元璋制定禮來規範人們的生活，並且定下祖訓世代繼承，後世則也有“因時制宜”的變通，比如嘉靖從藩王進入大殿身份轉變，以及父親入太廟的“大禮議”事件（詳見：萬曆十五年——高育良最愛的“歷史書”講了什麼？），隨着時代變化，民間生活的“禮”也隨着“時”發生改變。

民間風俗

明初時期，許多風俗依然繼承了宋制，但也有一些差異，以社交禮儀爲例，明與宋以及宋以前存在很大的差別；宋代以叉手正立表示尊敬，當時流傳下來的畫作也多印證了這一點，到了明代則是“軃袖撒手”以示敬畏，即將衣袖放下手垂立；公庭之上，卒伍均是橫放梃杖待命，只有對待那些不聽話的犯人才直杖威嚇，到了明代卒伍直杖則表示一種尊敬的態度，並無他意。

在明朝人看來，明初盛世大家生活行爲保持一致，同心同德，即“道德一，風俗同”；到了明代中期後，則慢慢呈現“衰世”，即人們開始同流合污、敗常亂俗、邪說破道，繼續以士大夫爲例，成化弘治以前，士大夫不追求田產財富的積累，顯赫之人甚至家如寒門，比如周佩、周輿父子中進士任翰林編修官至郎中，但家裏依然和寒士沒有太大差別，許多人致仕回家後與秀才生活無異。

到了正德年間，士大夫競相營產謀利，一旦中了進士，門庭商人奔走皆爲言利之徒，比如一些人會主動向新科進士借款，並且許諾高息，恰似范進中舉前後的對比。這一點在南京尤甚，正德嘉靖以前，縉紳以文章、氣節爲重，讀書人多教授學生爲己任，商人有錢但不穿絲織品衣服，《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平日裏穿布衣喫粗糧，符合明制商人不穿紵羅綢緞。正德嘉靖以後，士大夫開始求田問舍，淫於聲利伎樂，讀書人愛娼優，耽於讀博，所以沈一石花20萬買芸娘色誘高翰文，服飾上也多突破，商、軍幾乎可以與士大夫抗衡。

時尚

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審美，一旦形成潮流，則會引動其他人效仿。根據記載，在嘉靖、隆慶年間，南京婦女衣飾十多年一變；自萬曆以後，則是兩三年一變，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短，花鈾之樣式，漂染之顏色，以及鬢髮之飾，履綦之工，都有了新變化。這種風氣讀書人也爲止效仿，宋人崇尚蘇軾，由於明初與宋間隔時間並不算長，很多蘇軾的器物流傳。

以至於明朝有許多以蘇東坡命名的東西，比如東坡椅、東坡肉，有了蘇軾之名，這些器物受時人追捧。也有很多傳播的詩詞歌謠，比如張居正死後不久，就有人把張居正的公事私事編成戲文，以至於傳到宮內，這事還影響了小萬曆對太嶽的一些看法，可見一些流行的傳聞還是有影響力的。

除了時尚外，曆法也與民衆生活息息相關，比如《大明王朝1566》開局就是以周雲逸欽天監事件爲引子，日曆由欽天監監造，觀察天象、編制節氣、推算曆法，指導農民耕種。不過古代有吉日，且更看重吉時良辰，時鐘方面流行打更，但萬曆中期耶穌會士帶來西方的計時制度，利瑪竇引入自鳴鐘，時刻更準，明人其實已經與西方有所交流，利瑪竇還與徐光啓等人合譯的歐幾里德《幾何原本》，製作了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等等。

總而言之，明代古人生活一直是現代歷史研究的熱門話題，生活往往與觀念密切相關，瞭解明人各個階層的生活也能更好地理解明朝，歷史不僅僅在朝堂之上，也發生在民衆的日常生活中，以上的歷史案例多出自《南明史》作者顧誠的學生陳寶良之手，歷史長河滾滾向前，夢迴明朝瞭解更爲真實的明朝，去看看這個非常具有‘活力’與‘多樣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