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信条：王朝》杂谈：华夏刺客精神的起源

从太史公的《刺客列传》说起

《刺客信条：王朝》的开头有言：“中国最早的刺客，始于司马迁的《史记》，知名者有曹沫、专诸、聂政、豫让、荆轲等五人，后世称为‘五大刺客’。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开始畏惧刺客的存在，于是他收尽天下兵器，对刺客赶尽杀绝。从此，刺客彻底隐匿于黑暗之中……”

诚然如此。尽管其他文献史料里也有关于刺杀、政变等阴谋活动的记载，但这种记载零散而粗略（比如《左传》里的州吁弑兄长卫桓公），其中的刺客也不过是春秋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人而已，往往连自己的名字都留不下（很多时候这些刺客只是路边的流民、身份低微的奴仆或者是被胁、欺骗的贵族）。

而在太史公的笔下，刺客的个人形象变得鲜活生动起来，他们成了活生生的、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同余秋雨在《遥远的绝响》中提到的魏晋知识分子一样，这些先秦刺客也早已成为了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

曹沫盟柯，返鲁侵地

那就不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事迹吧。第一位是鲁国的将军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他率军与齐国作战，三战三败，丢了很多土地。当然这可能未必是他指挥能力不行，毕竟齐桓公重用管仲实施改革，使得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即使个人的军事才干也难以弥补巨大的国力差距。

俗话说，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未必能得到，可是曹沫这位仁兄却不按套路出牌。齐鲁国君在柯地进行会盟，他们刚在盟坛上订立完盟约，曹沫就手持匕首胁迫了齐桓公，使他的左右侍卫不敢轻举妄动。

曹沫指责桓公以强国欺凌弱国的行为十分过分，逼迫他答应归还全部土地，身不由己的齐桓公只能同意了这个要求。曹沫丢下匕首回到座位，神色不变，谈笑自若。见此情景的桓公自然是越想越气，当场就要翻脸，却被管仲以“不可失信于诸侯”的理由劝住了，毕竟建立在“信”基础上的霸权比那么一点土地重要得多。就这样，曹沫凭借着勇猛，收回了他在三次败仗中丢失的全部土地。

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曹沫的做法太过高调，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偷偷接近目标并且能一**敌的刺客啊，而且他劫持齐桓公的行为也未免有些不讲武德。在此，我想先谈一谈我对“刺客”一词内涵的理解。

首先，刺客的杀人行为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比如为了消灭对手并撷取权力，或是为家主、家族、国家或“公道”而复仇，不能是为了个人恩怨或者临时起意。像e哥杀死仇人的动机是为家人和家族报仇，而奥迪托雷家族正是一个深度参与佛罗伦斯共和国公共事务的政治家族，因此他的刺杀带有政治目的。如果e叔是因为维埃里调戏克里斯蒂娜的事情争风吃醋，大半夜偷偷跑到帕齐家族的宅邸里将他一刀刺死，那他就不能被称为刺客了。

其次，刺客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或技术，或是能飞檐走壁，或是擅长兵器搏击，或是能隐匿自身的存在。如果技术过于拙劣，那也很难被称为刺客。因此，只有具备这两个特征，便能称其为刺客了，至于刺杀目的是高尚还是卑劣（这本来就是个立场问题，齐桓公肯定认为曹沫是个无耻之徒，鲁国人自然把他当成英雄看了），刺杀行为是否成功（不以成败论刺客），是潜入型还是无双型，私以为并不重要。

我们不妨拿这两条标准去审视曹沫。逼迫齐桓公归还鲁国土地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这自然带有政治目的。曹沫身为有勇力的将领，乘着齐国侍卫来不及反应便用匕首控制住了国君，想要在此基础上取其性命也是易如反掌，其专业素养可见不凡。因此司马迁把曹沫列为刺客之首，不仅是因为他的活动时间最早，也是考虑到他的事迹足为后世刺客所效，是名副其实的刺客楷模。

至于“不讲武德”，春秋本来就是个“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的大动荡、大混乱时代。春秋无义战，齐国以大国攻小国，是为不义，因此我认为曹沫的行为虽然不符合当时的外交规矩，倒也没什么可以指摘的（不过以后齐桓公和其他霸主、国君倒是要以此为鉴，提升重要场合的安保水平）。

影视作品《东周列国志》中的曹沫形象

专诸进炙，定吴篡位

在“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之事的一百六十七年后，吴国又出现了专诸的故事。

专诸是吴国堂邑人，伍子胥逃离楚国前往吴国时就听说了他是个有本事的人，并把他推荐给了公子光（春秋时“公子”指诸侯之子，“公孙”则指诸侯之孙）。公子光认为自己才是吴国王位的继承人，便以宾客之礼善待专诸，想让他为自己除掉当时的吴王僚。

吴王僚九年（也有十一年、十二年的记载）楚平王去世，王僚便派两个弟弟出兵围攻楚国的灊城，并派人出使晋国以观诸侯们的动态（晋吴同族同根，都是姬姓，并在遏制楚国霸权方面拥有共同利益）。结果，楚国却派将领包抄了两位王弟的后路，公子光和专诸也决定乘此良机向王僚发难。公子光在自家地下室埋伏了披甲武士，置办酒宴邀请吴王僚。

当然，身为一国之君的王僚也不是傻瓜，他派出了数量可观的卫队，据说能从王宫一直排到公子光家中。此外，他的亲信和持矛侍卫也分布在公子光宅邸的门户和台阶左右，不可不谓戒备森严。然而，公子光和专诸毕竟技高一筹。公子光诈称脚疾，在酒酣时跑路了，让专诸把匕首藏入鱼腹中，接近并刺杀了王僚。王僚的侍从当场杀死了专诸，但是群龙无首的他们很快也陷入了混乱。公子光便出其不意率领披甲武士消灭了王僚的支持者，进位为吴王阖闾，并且封专诸之子为上卿。

专诸刺王僚

与曹沫为国复仇挟制齐桓公不同，专诸刺杀王僚是为了主人公子光复仇（毕竟王僚得位不正），但同样是出于侠肝义胆（为国为主尽忠）。用“鱼肠剑”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刺杀目标，也足以让专诸获得历代刺客中的“最佳创意奖”了，他的专业技术毋庸置疑。

士为知己者死：豫让的信条

在“专诸进炙，定吴篡位”的七十余年后，晋国出现了豫让的事迹。

晋国在晋文公手上成为霸主，其后在晋悼公统治期间进入鼎盛期。然后在晋平公以后，范、中行、智、韩、赵、魏六卿之间斗争激烈，范家和中行家最先衰亡。智家一度居于上风，并一度联合韩魏两家攻赵，不料却被赵襄子在晋阳城下用离间和水攻两计反杀。赵襄子与智伯有宿怨，对其恨之入骨，因此在智伯战死后还把他的头颅制成酒器来泄愤。

豫让曾经在范家和中行家手下干活，不被重用后便投奔了智伯，智伯则“甚尊宠之”。为了给主人复仇，逃到深山中的豫让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随后抱着必死的决心，准备刺杀赵襄子。

豫让先是更名改姓，伪装成刑人（其实就是宦者），身怀利刃潜入了赵襄子宫中休整厕所。赵襄子如厕的时候心一悸动，让左右拿下他，才知道是豫让。被捉后的豫让直言此行是为智伯报仇，赵襄子却认为他是义士，把他放走了。不久后，豫让又通过涂漆和吞炭来改变自己的容貌与声音，装成了乞丐，连妻子都不认识他了。

豫让埋伏在赵襄子必定会经过的桥下，谁知赵襄子到桥前的时候马突然受惊，使他猜到了桥下的乞丐正是豫让。赵襄子认为豫让也服侍过被智伯所灭的范、中行两家，豫让不为他们复仇却委身于智伯，他对这种行为表示不解。豫让则以那句同样著名的“众人遇我，众人报之。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作为回应，并要求刺击赵襄子的衣服，以报智伯。赵襄子答应了他的请求，死而无憾的豫让随后伏剑自杀，赵国志士听说了无不涕泣。

豫让刺击赵襄子衣服后自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说法来自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可能还未普遍流行。饶是如此，豫让涂漆吞炭、自毁身体也必然承受了极大的生理痛苦和心理压力（《倚天屠龙记》里“俊貌玉面甘毁伤”的范遥原型正是他），可见其“为知己死”和“国士报之”的忠义。论身为刺客的本领，既然能深入到赵襄子的深宫内，能让妻子都认不出，可见豫让的易装和潜入技术都是一等一的。

至于赵襄子的“心动”和“马惊”，多少有些封建迷信思想夹杂其中（像杀气啦、感应啦），如果不是赵襄子的第六感或是马闻到了异味（涂漆导致豫让的皮肤溃烂），那便只能用赵襄子多疑的性情来解释了。

无双的聂政，刚烈的聂荌

在“报主涂厕”的四十年后，轵邑（位于韩国境内）又出现了聂政的事迹。

聂政本是韩国人，因为杀人和躲避仇家而与母亲、姐姐一起逃往齐国，做了一个屠夫。而韩国大夫严仲子因为与相国侠累有仇，害怕被杀，也流亡国外。到了齐国后，严仲子听说了聂政的勇武，便登门拜访，亲自捧杯为聂政的老母，还要献上重金为她祝寿。聂政知道他有求于及，但因老母尚在，便坚决不受。

等到老母去世并服完丧期后，聂政向西来到严仲子的老家濮阳，向他问明事由。严仲子表示自己的仇家侠累不仅是位高权重的韩国相国，还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旺盛，人丁众多，居住的地方更是士兵众多，防卫严密，之前自己派人刺杀始终不能得手，因此他提出给聂政增派“车骑壮士”作为帮手。聂政则认为人多会走漏风声，辞别严仲子，踏上了不归路。

1800年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一位贵公子也同聂政一样，因为杀人和躲避仇家，带着母亲和姐妹出逃国外

可能是认为之前像专诸、豫让这样的“潜入型”刺客手法过于低调（曹沫的归类让我很是为难），聂政决定向后人示范一下什么是开无双。他持剑来到韩国都城，侠累正在堂上办公，身边持刀荷戟的护卫很多。聂政人狠话不多，径直而入走上台阶，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了韩累，并大声呼喊，“所击杀者数十人”。

这段记载实在太具传奇色彩，以至于我怀疑太史公是否因为偏爱聂政而在描写时有所夸张了。当然，狠人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身陷重围的聂政自知不免，为了不暴露严仲子（其实应该早就暴露了吧），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姐姐，竟然先用剑割毁了自己的面皮，接着挖出了自己的眼珠，最后剖腹自尽，惨烈万分。

聂政刺侠累

韩累被杀后，愤怒的韩侯为给自己的叔叔报仇，将聂政暴尸于市，悬赏千金征求刺客身份。当然，面对这样一具不成人形的尸体，韩国的热心市民们也只能摇头直言不知。可是，聂政的姐姐聂荌听说了韩国相国遇刺的事，联想到弟弟和严仲子的交情，便前往韩国街市，趴在聂政的尸体上痛哭并详细地陈述了他的事迹，最终哀伤过度而死。

聂政和豫让一样，选择了“士为知己者死”的道路。不过比起豫让之“忠”，聂政为母服丧后才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比他又多了一层“孝”。豫让自报姓名，并直言是为智伯复仇，是为了“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聂政隐姓埋名，决眼剖腹，则是为了保护亲友。

但是性情刚烈的弟弟也有同样刚烈的姐姐，如果不是聂荌冒着被株连的风险抱尸而哭，那么聂政的姓名确实有可能湮没于世，成为太史公笔下的“某门客”、“某屠夫”了。至于聂政简单粗暴的刺杀（无双）手法，可能和他的屠夫职业有关。他的这种勇武，在《史记》里估计只有动辄“杀数十百人”的项羽能匹敌了。当然这只是我阅读时的主观印象，毕竟朝堂中的侍卫和疆场上的士兵，步战和骑战，突袭和遭遇战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能随意类比。

咸阳殿上空流血

在聂政刺侠累的二百二十余年后，重量级的刺客再次登场了。在秦国，又上演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除了主角荆轲与秦王外，无论是不识人的盖聂和鲁句践，还是舍生取义的田光与樊於期，易水送行的太子丹（断美人手是明朝小说《东周列国志》里的情节），抑或是外厉内荏的秦舞阳，击筑高歌的高渐离，甚至是打造淬毒匕首的能匠徐夫人和投掷药囊的侍医夏无且，都已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因此，司马迁浓墨重彩地叙述的悲壮故事，在这里我就不再复述一遍了，直接上评析。

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

先是动机。太子丹曾经在秦国做过人质，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加上秦国的统一战争加速，先后俘虏了韩王和赵王，直抵燕国南部边界。因此太子丹希望荆轲能效仿曹沫劫持秦王，或者趁着大将在外独揽兵权的时候杀死他以造成秦国内部混乱，这样幸存的诸侯就可以合纵破秦了。

不得不说，这里太子丹有些冒进了。首先，战国的兼并战争和春秋的争霸战争完全不同，秦王就算被荆轲挟制了，也不用像当年的齐桓公那样为了“不失信于诸侯”而同意订立盟约，归还土地。退一步讲，就算荆轲杀了秦王，各自心怀鬼胎的山东诸国也未必能联合抗秦。荆轲对此应该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一开始以才能“驽下”为由推脱了这一请求（您还是另请高明罢！）。

不过，荆轲毕竟被太子丹以美食异宝和美女车骑供着，拿人手软，吃人嘴短，加上太子丹的软磨硬泡，或许是怕被时人和后人扣上“欺世盗名”的帽子，或许是像专诸、豫让等前辈一样被太子丹的礼贤下士所感动，或许是痛恨吞并诸国的暴秦（荆轲的祖国卫国倒是在名义上苟了很久，直到秦二世时期末代君主卫君角被废为庶人才正式宣告灭亡），心怀天下苍生，荆轲还是渡过了易水，再也没有回头。

荆轲的心理动机现在已经很难进行实证分析了，如果他真的以天下苍生为念，那么其格局确实超过了曹沫、豫让等忠于一国或忠于一主的前辈。

再说刺杀的技术含量。武器和助手方面，匕首是太子丹令徐夫人打造的，请别人涂上毒药后能见血封喉，算是极品装备，外强中干的秦舞阳也是太子丹指派的，这两点荆轲自己做不了主。

刺杀方案方面，用燕国地图和樊於期的头作为诱饵，随后“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这是荆轲自己想出来的，可见其专业。

心态方面，秦舞阳走到殿前台阶下时神色大变，引起了秦国君臣的怀疑，荆轲则镇定自若，以秦舞阳是“北蕃蛮夷之鄙人”为由轻描淡写地掩饰了过去，可见其心理素质过硬。

个人搏击能力方面，荆轲“图穷匕见”的时候拽住了秦王的袖子，但是后者反应神速，扯断了袖子，刺杀也成了追逐战。最后匕首难敌长剑（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古人诚不欺我），荆轲功败垂成，令人扼腕叹息。

华夏刺客的信条：一脉相承

幸亏有太史公，正是在他的笔下，刺客们的形象从先秦文献中的单一变得丰满，人们对刺客的态度也由贬低（像《左传》中往往用“盗”和“贼”来指代刺客）变为推崇。太史公在《刺客列传》的结尾评点：“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由此可见，司马迁也认为不能以刺杀结果的成败论刺客，只要具备“主意较然”（志向意图都很清楚明朗）和“不欺其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品质，就足以名垂后世。也正是在他的笔下，“刺客”又从一位位个性鲜活的个体，升格为崇高而又抽象的集体文化符号。

所以，如果说阿泰尔的刺客信条是“隐于暗处、不杀无辜、不危及同门”，艾吉奥的刺客信条是“万物皆虚，万事皆允”（其含义并不是玩家调侃的“要啥没啥，爱咋咋地”，而是：正因为社会的本质结构是脆弱且不堪一击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自身文明的守护者；正因每个人都是自身行为的支配者所以，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因自身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那么置生死于度外的决心、不畏强权的勇气、“国士报之”的感恩之心、为国为民的情怀，便是我们华夏的“刺客信条”，是华夏刺客信条精神之源。

正是这一源头，为许先哲老师的《刺客信条：王朝》提供了创作灵感和精神支持。比如《王朝》里的颜氏父子被叛军包围后宁死不降，痛骂安禄山，”为颜常山舌”，最终从容就义，颇有荆轲刺杀失败后倚柱而笑，箕踞大骂秦王嬴政的风度。更何况荆轲接受了太子丹的好酒好肉，颜氏父子虽然食玄宗皇帝俸禄，为的却是常山郡、河北道乃至全天下的黎民百姓。

刀斧加身，不欺其志

再比如许老师花费大量笔墨刻画的主角李萼，他其实并不是一位原创人物，而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只是《旧唐书》《新唐书》都没有为他作传，其详细事迹参见《资治通鉴》的唐纪三十三（我梳理安史之乱的过程也主要是参考的这一部分）。《王朝》中的李萼，出场时就刺杀了杨国忠手下的恶霸，替被他们害死的十七名杜陵村花农报仇。

心存公道，正气浩然

身为无形者的李萼本无意涉足政局，通过机缘巧合结识了颜氏父子后，为使大唐百姓免遭兵灾荼毒，他义无反顾的加入了反抗安禄山的河北义军，自告奋勇前往太原搬请救兵。

颜氏父子遇害后，李萼先是入蜀杀死了杨国忠、王承业这些败坏朝纲、排挤忠良的佞臣，随后又前往洛阳刺杀了害死自己挚友的罪魁祸首安禄山。他的行为，于私说是为友复仇，颇有豫让、聂政“为知己死”之风（当然平等的朋友关系和不平等的君臣、主客关系还是不同的），于公说是清理朝堂蛀虫和消灭无道僭主，力求早日平定叛乱，结束百姓痛苦，不愧是华夏刺客精神的传承者。

游侠、儒家与墨家：《王朝》创作的其他渊源

把目光投回《刺客列传》。曹沫等五人只是司马迁精挑细选的刺客典范，像施用苦肉计的的要离、“救赵挥金锤”的朱亥，以“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威胁秦王，不辱使命的唐雎，虽然他们没有被写进《刺客列传》，虽然他们的人品和行为在后世或多或少存在争议（尤其是要离杀死妻子以获取庆忌信任），但他们也同样无愧“刺客”之名。

当然我也相信，除了《刺客列传》里的刺客形象和刺客精神，许先哲老师在创作《王朝》时也从其他文化符号中汲取了养分，比如《游侠列传》中信守诺言、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游侠精神（像李萼为花农讨公道），比如儒家思想中的宽仁与忠义（像李萼不杀无辜和对朋友的信义），再比如墨家学派严明的纪律（类似刺客的三大信条和其他守则）、严密的组织结构（类似无形者和兄弟会）、带有神秘主义风格的仪式（就像兄弟会剁无名指和信仰之跃等仪式），这些痕迹都能在《王朝》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