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走億萬人性命的"白色瘟疫"，結核病到底有多可怕？

“如果我註定要死，那我願意死於這種浪漫的病。”這句話出自19世紀的歐洲浪漫詩人拜倫之口，他將肺結核當成了一種詩意的歸宿。然而，這種浪漫的疾病背後，隱藏的是無數人類的痛苦與災難。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疾病，竟能被冠以“浪漫”之名？而在亞洲，這種病又爲何成爲了“十癆九死”的代名詞？

答案是結核病，也就是俗稱的“癆病”。在19世紀的歐洲，肺結核一度被視爲文藝象徵；但在其他地方，它卻像一個惡魔，奪走了數以億計的生命。

肺結核的罪魁禍首，是一種叫做結核桿菌的細菌。這種細菌首次被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在1882年發現，標誌着我們開始解開這個疾病的謎團。

與其他細菌不同，結核桿菌似乎不滿足於普通的生活條件。如果其他細菌只是想安穩地寄居在人體內，等待着人類爲它們提供生長的環境，結核桿菌則是個不折不扣的“卷王”，它對環境的適應性和生存能力遠遠超過一般的細菌。

在空氣中漂浮幾小時乃至幾天，結核桿菌也能保持活力。當它最終進入人體，它將面對的第一個挑戰是我們的免疫系統——尤其是強大的吞噬細胞，專門負責清除外來入侵者。

其他細菌通常會被吞噬細胞消化掉，但結核桿菌不同，它有一種“堅韌不拔”的特質。在被吞噬之後，它並不會被輕易分解，而是能頑強地存活下來，甚至利用吞噬細胞作爲自己的“營養庫”，繼續繁殖。簡而言之，結核桿菌就像一個經驗老道的“侵略者”，不僅能躲避免疫系統的攻擊，還能反過來利用它。

當免疫系統意識到單靠吞噬細胞無法戰勝這個敵人時，會派出更強的T細胞來圍剿。面對T細胞，結核桿菌似乎暫時“屈服”，被T細胞圍困在一起，形成一種稱爲肉芽腫的結構。這看似是免疫系統的勝利，但實際上，這只是一個暫時的停戰。結核桿菌並未被完全消滅，它仍然潛伏在人體內，等待着免疫系統的薄弱時刻，隨時可能捲土重來。

19世紀的歐洲，肺結核以一種“詩意化”的形象廣爲人知，尤其是在文學藝術界。受工業革命的影響，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居住條件極差，空氣污濁，擁擠不堪，肺結核迅速蔓延。然而，奇怪的是，富裕階層對這種疾病並不像我們今天對待癌症那樣避之不及，相反，肺結核成爲了他們眼中的一種“浪漫病”。

在當時的審美觀念中，瘦弱蒼白的體態被認爲是美麗的象徵。肺結核正好符合這一點，它讓感染者顯得虛弱、蒼白，甚至因低燒而面色潮紅，彷彿是懷着某種祕密激情的藝術家。咳血，這種如今聽來令人毛骨悚然的症狀，當時竟被視爲情感炙熱的象徵。拜倫希望死於這種病，雪萊誇讚濟慈是因爲肺結核而充滿靈感，19世紀的歐洲文學與藝術圈因此掀起了對這種疾病的“浪漫化”崇拜。

然而，這種浪漫化的背後，卻是無數窮人忍受着病痛折磨。由於衛生條件極差，肺結核在貧民窟中肆虐，被稱爲“窮人病”。對他們而言，肺結核沒有絲毫的浪漫可言，只有死亡與絕望。

如果說肺結核在歐洲的浪漫形象令人迷惑，那在亞洲，這種疾病的可怕程度毫不掩飾。中國古代有“十癆九死”的說法，肺結核一度成爲極難治癒的疾病。由於缺乏現代醫學的幫助，肺結核在亞洲的蔓延帶來了巨大的痛苦。它不僅奪走了無數普通人的性命，還摧毀了許多文化名人的生命。

林徽因，這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才女，晚年正是因爲肺結核的侵襲而長期臥病在牀，直到病魔最終奪去了她的生命。而魯迅先生筆下的《藥》中“人血饅頭”的情節，正是反映了中國人民對肺結核束手無策的絕望與迷信。

肺結核在亞洲成爲了真正的瘟疫，無論是普通人還是知識分子，幾乎都無法逃脫它的魔掌。它的傳播速度之快、致死率之高，讓它一度被稱爲“瘟疫中的皇帝”。

幸運的是，隨着醫學的發展，20世紀迎來了對結核病的逐步控制。1943年，美國微生物學家瓦克斯曼在土壤中發現了抗生素鏈黴素，這標誌着人類在對抗結核病的戰鬥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隨後，越來越多的抗結核藥物被發現，如異煙肼、利福平等，這些藥物有效地抑制了結核桿菌的繁殖。

然而，結核桿菌並沒有輕易被打敗。它展現出了一種極強的耐藥性。隨着時間的推移，科學家們發現，無論是單一藥物還是聯合用藥，結核桿菌逐漸產生了耐藥性，形成了所謂的耐多藥結核，這是對現代醫學提出的一個新的挑戰。

儘管如此，科學家們並未放棄。在20世紀早期，法國科學家阿爾貝·卡爾梅特和卡米爾·介蘭研製出了卡介苗，通過接種疫苗預防結核病，這使得結核病在許多國家逐漸得到控制，尤其是在新生兒中。

即便如此，結核病並沒有被徹底消滅。即使在今天，全球每年仍有上百萬人死於結核病。它不再僅僅是過去的“白色瘟疫”，而是當今仍然存在的公共衛生威脅。

耐藥性的出現使得結核病治療變得更加複雜，而在一些貧困國家，結核病依然肆虐。即便是現代醫學進展如此迅猛的今天，結核病依然提醒我們，細菌的進化速度可能比人類想象得更快。它頑強地生存在我們周圍，等待着人體免疫系統的薄弱時刻，伺機而動。